该决定后还附录了现行宪法第37条第2款之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而这只能说存在合法预期保护制度已于其中生根、成长的国度。(17) (二)许可外行为 行政允诺常常涉及诚信问题。
换言之，对有效(包括可撤销)行政协议，按照《行政协议规定》第16条、第19条，若无当事人提起撤销之诉，行政机关应予履行，除非符合可以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的情形，或者无法履行、履行无实际意义。通过分析实践中存在的既有标准，才能辨明现实做法的功过得失，对其中的合理做法加以推广普及，引导实务工作者循途守辙，不必再费周折地从域外引进相应制度，避免可能产生的水土不服、系统紊乱的风险。后者为法令适用于其生效时业已存在、尚未终结之事实，但事实发生至法令变动之间的状态，并不受溯及影响。否则，一般人民均有机会经由法律解释而自行判断该规范是否合法。相对人只有在无恶意时，行政机关方应履行协议。
(70)参见王敬波：《司法认定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68)参见余凌云：《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以亚鹏公司案为分析样本的展开》，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宪治国论的法治构型 习近平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在习近平关于依宪治国的重要论述中也遵循这些依法治国构型的基本原则。(1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5-176页。该制度构型对实现依宪治国极其重要，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依宪治国重要论述的精髓。该论断在习近平的依宪治国论中是一个引领性的判断，指明我们所实现的法治国家是公众能够信仰和拥护的法治国家。
(32)《人民的信赖郑重的誓言——记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进行宪法宣誓》，《人民日报》2018年3月18日，第5版。(3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人民日报》2018年2月25日，第3版。
(23)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依法治国构型的指导原则，即是说，有关依法治国的构型有若干具体要求，如系统性的要求、整体性的要求、协同性的要求等，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依法治国构型的指导原则。(40)《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二○二○—二○二五年)》，《人民日报》2020年12月8日，第1版。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④，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前提条件的，我们所讲的法律体系是宪法引领下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中的任何构成都必须以宪法为指引，都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三)宪法覆盖法治三维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法治国论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法治国家，它是一个价值性概念，是依法治国的最高境界。
建立人民群众监督评价机制，促进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劳动保障、野生动物保护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和执法效果不断提高。由于宪法是根本大法，它不可能将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都予以详细规定和体现，例如，在行政法中规定公民所享有的申辩权、陈述权、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就不可能在宪法中得到体现。从目前来看，习近平关于依宪治国的法治构型思想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宪法规定的是一个国家有关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一些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如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根本任务、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的结构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构的组织、权限和活动原则等内容。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我国宪法和法律中的人民性，多次强调我国宪法和法律必须突显以人民为中心，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就充分体现了人民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具体而言，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法治指导下的改革开放，而我们的法治也要对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进行确认。
①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2019年第4期。我国的依法治国便与这些政治构型密不可分。
所以他强调：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⑤《决定》非常明确地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定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反映的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是核心要义，而主导这个法治过程的同样是宪法。宪法修改后各方面反响很好。正因为如此，我国前不久专门通过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⑧，对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都做了规定。⑦在习近平看来，法治政府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一端连接着法治国家，另一端则连接着法治社会。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发布了一个公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告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现予以公布实行。
而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中有一个属性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规范性，即法治属性。(14)此论虽然是对2018年宪法修改的评价，但实质上也是对宪法权威以及党的领导在宪法地位中的认知，进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宪法权威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3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第254页。这些权利覆盖面广，涉及内容丰富，而且都取得了充分的宪法地位。
(2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9页。此次修改宪法实质上是对宪法作为根本法地位的肯定，通过宪法这一根本法将新时代的精神气质予以体现，使宪法和时代精神相契合。
尽管在法治体系的概念之中并没有提到宪法，然而在法治体系的构型中，无论是动态方面还是静态方面，都与宪法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宪法至上就是宪法在整个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合宪性审查等制度不能被理解为宪法的司法化。在依宪治国中，党的领导和依宪执政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
在法制史、思想史、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也进行了宪法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没有充分关注宪法学文献的专业性，有时以非专业的视角使用与评价宪法学文献，缺乏对宪法学专业性的深入思考。（二）宪法学文献史研究的不足 1.文献整理与研究缺乏系统性 目前出版的各类宪法学文献的论文集、民国时期法政汇编、重新出版的宪法学著作等，缺乏整理学术文献的总体规划与系统性。
只有面向本国的宪法实践，才能呈现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整理历史上的宪法学文献是从事宪法学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宪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是在文献的整体性方面，往往集中于宪法学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专题，尚未形成宪法学文献长时段全方位的有机统一，缺少宪法学本土资源的挖掘。（一）挖掘中国宪法学的本土资源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宪法学发展进程中，学界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构成研究中国宪法史的基本素材。
为搜集和整理中国宪法学文献，学界通过不懈的努力，做出了宝贵的学术贡献，积累了不少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延续了连绵不断的学术传统的脉络，丰富了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内涵。为此，当时的宪法学者强调宪法学的专业性和主体性，侧重于宪法学和相关学科的区别。历史上，虽然拿来主义很盛行，但在不同时期，仍有不少学者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这些不同时期学者的努力延续下来，形成一条既各具特色又互相关联的思想脉络。正如有政治学学者认为，中国之治中体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仅是如何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问题，更有涵养和支撑政治实践的道——历史观。
（三）构建系统的学术文献体系 如前所述，过去的宪法学文献研究，有些缺乏系统性，有些文献没有挖掘出来，有些文献缺乏辨析，甚至出现文献之间的不一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尽管从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宪法历史的著作和文章屡见不鲜，但是，真正从宪法学说的角度对一百多年宪法发展进程进行系统的学术梳理的成果比较少，几近阙如。同时，宪法学文献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宪法的发展，而宪法的发展又受到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寻求文献的学术脉络 1.宪法学文献整理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来源 在中国宪法学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演变中，不同时期的宪法学者基于不同时代的学术使命，将学术文献整理作为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从文本、著作、论文、期刊等不同形式整理宪法学文献，提炼并总结了不同时期的宪法学研究成果，奠定了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学术框架。（四）构建宪法学的话语体系 宪法作为充满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最高规则，始终体现着特定的文化与传统，而这一特点在宪法学演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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